09年的时候，上海本地报纸《新民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称“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市委书记俞正声亲自下令处理该事件。一年后，俞正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上海人世博期间不说上海话”，再次引火上身，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在上海能不能讲上海话，该不该讲上海话，一直是舆论的焦点。主禁者认为上海作为国际都市，应当推广普通话，减少方言对文化和社会融合的阻碍；反对者则认为说上海方言是上海人的权利。双方你来我往，论据又常常升级到“排外心态”、“素质高低”等攻击性言论，常常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
以现实而言，上海话走向没落甚至濒临灭绝已经是不争的事实。09年的数据显示，上海0－14岁的人口中只有4%的人以上海方言为母语，也就是说96%的小孩在家里也以普通话为母语。在这个年龄段的儿童中，一百个里面只有一个能像他们父母辈那样流利地说上海话。按这个年龄层次推算，到2075年－也就是60年后－上海话就会不复存在。
争议的核心不在于怎么保护上海方言，而是应不应该保护。主禁者的论点主要是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建设国际大都市，促进不同地域人群的融合。更有言论认为说上海话是没有素质的体现。不过哪怕只以上海方言本身，也确实有其历史文化价值。从语系划分来说，上海方言属于吴语，是上古汉语的分支（而普通话则被认为是中古汉语的分支之一），吴语这个分支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甚至更早。换句话说，上海方言里面保留了一些古代百越民族的文化痕迹（“百越”为南方民族泛称，所谓“北方胡、南方越”），可以说是中原正宗雅音的传承者之一。
晋代五胡乱华时期，晋室分裂国力衰弱，北方游牧民族（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胡人”）趁机南下抢班夺权。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晋室南迁，定都建康，东晋开始，史称“衣冠南渡”。所谓衣冠南渡，是因为当时迁移的人中以士族为代表，大都衣冠楚楚，极易辨识。士族是当时社会的重要结构，一个士族门阀可以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自己掌控一个县一个州，一般的当地农民也是依附于这个士族而生存的。所以衣冠南渡时，往往是整个士族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南下，把整套北方的文化都带到了南方，其中也包括语言。五胡乱华后，北方语言不再在是原来的古汉语，而是与北方民族融合之后演变而产生的中古汉语，亦有人直接称之为“胡音”，因为是由胡人所传来的。再后来，北方方言又经历北魏魏孝文帝改革、金、元、和明清，反复与北方民族语言融合。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官员被葡萄牙人称做Mandando，意为管理中国的游牧民族，此后这成为英文单词mandarin的词根。到了清末，由张之洞等人倡议，“以京城声口统一天下，以一统国民”。于是北方官话在全国通行（其实在这之前曾有个叫卢戆章的人提议以南京话为全国统一语言），再后来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做本质上的更改。195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指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标准汉语”，也就是普通话，可以说是脱胎于胡音。
而真正的古汉语，则在南方互相融合，史家多认为在江南一带保留了很多上古汉语。因此吴语，也就是上海方言所在的分支，往往被视作中原正统语言的传承者之一（我们比较熟悉的闽南语和客家话也被认为是传承者）。上海本是松江府的一部分，而华亭松江的历史，从青浦出土的文物来看已有六千年，所以不但自己一脉相承，而且经历了所有与古汉语的融合。因此上海方言本身就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并不低普通话一等。
当然这一切已成往事。推行统一普通话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否则我们还会处于张之洞所说的“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的状态。不过推广普通话是否要以牺牲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上海方言为代价，却是值得商榷的。以史为鉴，建国之后的北京城是一个相似的轮回。当时，是否要保留老城区、七千条胡同还有古城墙，是一时的争论焦点。支持者如梁思成、陈占祥、贝聿铭等等，称北京是“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梁思成语），其布局风格也符合中国传统的“九经九纬，径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周礼》），是一座文化宝藏；反对者则认为应当顺应历史潮流，“应该过去的总是要过去的”（朱自清语）。除了知识分子的反对，普通民众还有执政党的考虑是：连饭都吃不饱，还留这些砖头做什么？其实说句公道话，执政党并非不知道这些古迹的历史价值。1948年在攻打北平时，解放军还派了专员请教梁思成北平城中的古迹，以免被战火毁坏。然而物是人非，如今当家执政，要喂饱6亿人口，国家又是一穷二白，所以执政者迫切地希望迅速看到经济和工业的增长，而非守着一堆古董饿死。加上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城楼上说了那句著名的“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老北京就此成为历史的回忆。
执政党请来了苏联专家，把北京城规划成了一个行政中心和工业城市。梁思成和陈占祥合力提出“梁陈方案”，希望与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抗衡，建议模仿英国政府的大伦敦规划，在西郊三里河另立政治中心，而非建于原来的古城。但这无异于螳臂当车。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北京确实成为了一座新的国际都市，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但是，不仅曾经的文化印记已经几乎无处可寻，将行政中心建于旧城的弊端也正如梁陈两人预言的那样日益凸显。这种以旧城为核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发展模式，被建筑学界成为“摊大饼”。如此发展下去，交通拥堵、环境状况恶化都是必然的结果。
经济发展，生产模式变更，如此旧事物存废的问题总会时时浮现，比如现在的是否应该保留上海方言之争。毁掉一个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东西，要比建立和维系一个这样的东西要容易得多。光阴荏苒，我们在向前迈进的同时，也应当学会维系和建设。柴静有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建设”。
即使没有维系和保护，政府和社会也没有必要打压上海方言，甚至出现“公共场合不能说上海话”这样的规定。我现在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发现韩国思密达们有一个很不错的习惯：虽然他们如果坐在一桌吃饭往往会讲韩语（这当然是公共场合），但只要有一个不懂韩语的人在座，他们就都会说英语，不管是不是在和这个人说话，以示尊重。这一点其实已经是非英语圈约定俗成的规矩，中国和其它地方的留学生也往往能做到。这个规矩，完全可以移植到对待方言的态度上——如果有哪怕一个人不懂方言，就说普通话；如果所有人都懂，就没有必要坚持说普通话。亚非拉文化可以在美国融合交汇，繁荣共生，一国之内想必更应该可以。
其实沧海桑田，这些变迁所引发的社会争议总是一面照射社会自身的镜子，将社会中的人心照得通透。50年前的北京城墙，铭刻下了时人对弃旧迎新的渴望，也铭刻下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殚精竭虑；如今处在争议核心的中原雅言传承者，亦折射出一些人对文化统一的盲目追求，或是某些人的狭隘排外。我们在这之中说什么，骂什么，想什么，都只是佛心自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