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秋天，一个穿着洋气的年轻人走进了曾国藩的安庆大营。与其他前来谋求一官半职、“三千里外欲封侯”的幕僚不同，这个人却有另一个目的，一个“大计划”（此人日记中原话）。八年后，他的“大计划”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他的名字叫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是中国第一个有记录的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留学生。
也许容闳的名字不为人熟知，但他却是近代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容闳不仅是美国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人，日后更是一手拉扯大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的留美学生项目，可谓真正意义上的留学教父。作为耶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容闳懂得希腊文、拉丁文，修过数学、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等各类课程，两次夺得英文论文的首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
更让这个教父名副其实的，还有他在自传《西学东渐记》中写下的这段话：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容闳本可以“彻底归化……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1878年友人Twichell语），但他却放弃了原本轻而易举的生活，走上了一条格外艰险的路。为此，他从耶鲁毕业后等待了足足十七年。而当一切尘埃落定，他却不得不远赴美国避难，最后客死他乡。人天生是自私的动物。为了自己谋幸福的人，是常人；为了别人而谋求幸福的，你可以说他是傻子，但我们更经常会认为他是英雄。
抱着“为中国谋福利”（容闳原话）的雄心壮志，容闳走进了曾国藩的安庆大营，希望能促成更多学生到美国留学。可是老天却跟他开了个玩笑。曾国藩只给他安排了一个到国外购置机器的差事。此时的曾国藩，认为制船造炮是“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容闳虽然才华横溢罕逢对手，但是碰到这位之后被誉为“挽狂澜于即倒”的中兴第一名臣，也只能依了他的安排。 七年后，并没有放弃的容闳通过江南制造局首任总办丁日昌再次向曾国藩进言，提议安排学生赴美留学。此时的曾国藩，正为安庆军工厂和江南制造局的人才短缺头疼不已，而那一年刚刚发生的天津教案更让他意识到船坚炮利只是徒有其表，而想要在真的成为世界强国就一定要有人才。于是在1871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和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联名（这两个头衔的长度和份量值得注意），向朝廷奏请“拟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肆习技艺以培人才”。一个多月后，朝廷批复：“依议，钦此”。通往美国留学的大门，正式打开。
1872年，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搭上了从上海前往旧金山的轮船，在那里，他们又坐上了刚刚建成三年的横穿美国的铁路，直达位于新英格兰地区的Springfield。容闳年轻时曾在那里待了好几年，熟人比较多，照应起来比较方便。此后的数年里，另外三批留美幼童也纷纷抵达，共计120名幼童。在那里，这些平均年龄12岁的幼童们被分配到当地居民的家里。这个决定很快会让朝廷的高官老爷们后悔莫及。
这些孩子们学的很快。按照李鸿章的想法（曾文正公已于1872年去世），他们应该只是来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对于西方技术，李鸿章向来是持开明态度的。1864年，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写道：
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一语道破腐儒们的天朝心态。不过，那个时候的士人也有自己的一番道理。咸丰、同治年间被士大夫阶层崇敬的理学大师倭仁上了奏折，称：
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言下之意，西学只是“一艺之末”，是智巧；想要强国，要靠气节，靠民族精神，靠孔孟之道。光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没有民族精神，是不可能强国的。什么是本，什么是末，无论是在百年前的清廷，还是愈渐西方化现代化的当下，始终是国人挥之不去的疑惑。
慈禧当时还没有这样的顾虑。她一道谕令摆平了倭仁，同意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构想。在美国的孩子们得以有机会放开手脚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们的确做到了。41个学生回国后被分配到刚刚建立起来的现代海军；17人被分配到电报学堂，8人将来成为了中国各省电报局的骨干；7人回国后被分配到开平矿务局的路矿学堂。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也在这批名单中，这个名字叫詹天佑，中国铁路之父。
这群孩子在美国文化的潜移默化熏陶下，绝不仅仅只学会了这些东西。他们西化得很快，快得超过所有人的想象。脱下了长袍马褂，盘起了辫子，他们和美国同学一起打球，和马克吐温的女儿一起跳舞，有的长大后和美国人结婚生子。有人成为了耶鲁赛艇队的舵手，也有人成为了自己高中的棒球明星。八个中国学生还组建了他们自己的棒球队——东方人棒球队（Orientals）。詹天佑也是东方人棒球队的一员（图中后排右数第二）。
容闳评价道：“终日饱吸自由空气，他们平时性灵上受到的沉重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便都和旧教育的规范不合”。一不做，二不休。两个孩子，谭耀勋和容揆，干脆剪了辫子入了基督教。清朝当即勒令这两个学生中止学业提前回国。没想到正处于青春期叛逆期的两个幼童直接从回旧金山的火车上逃走了。不久，他们宣布与清朝脱离关系，在美国娶妻生子。容揆在日后给子女的家书中写道：
他们【清朝】大概觉得理应像在中国对待任何一个孩子那样对待我们，那里的孩子会毫无怨言地忍受。但是，一个人一旦品尝到自由的滋味，他自然希望享受自由的空气。一只生下来就被囚禁的鸟感觉不到森林的气味，可一旦让他舒展飞翔的翅膀，这时，再豪华的禁闭空间也不能遏制他希望飞到即便是暴风骤雨的自由天空的愿望。
这两个人逃走了，可苦了剩下的孩子。1878年，清朝任命了一个叫吴子登的官员成为新一任留学事务局监督。“留学事务局的大敌来了”，容闳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吴子登本是留学事务的反对派，历来把学生留洋看成离经叛道之举；过去又与曾国藩、丁日昌不和，对曾、丁二公所创的事业，存心破坏，不遗余力。”于是，新一波对留学事务局的攻击开始了。这一次，为留学事业挡风遮雨曾文正公不在了，中美关系恶化了（十九世纪末期的排华浪潮正渐渐涌现），留美幼童又给朝廷里的人留下了不少把柄。最终，容闳和李鸿章扛不住了。1881年，总理衙门上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是日奉上谕：“依议，钦此”。十年前，同样的四个开启了留学的大门，改变了120个孩子的命运。如今，同样的四个字再次改变了这些孩子和容闳的命运。
除了詹天佑之外，也有几个昔年幼童成就过一番事业。梁诚，Phillips Andover Academy这所堪称全美第一高中曾经的棒球明星，日后成为了中国的外交官。二十世纪初，他一手促成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选派更多留学生赴美的计划，接过容闳的接力棒成为新一代留学教父。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更名为“清华学堂”，用以选派留学生进行出国前的培训。这个清华学堂便是如今清华大学的前身。一百多年前，清华就是用来培养出国的人才的；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似乎，还是这样。
有个叫李恩富（Yan Phou Lee）的学生也值得一提。回中国前他在耶鲁读了一年，1884年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回到美国完成了学业。他是继容闳之后又一个天才级的学生，隐隐有容闳当年的影子。大学二年级时，他就在第一学期的英文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之后他又在讲演、辩论等多种语言文字的比赛充分展示他超人的语言天赋。毕业后三年，他在美国出版了自己写的书《我在中国童年的故事》，很有可能是美国第一个亚裔作家。之后结婚生子。当他似乎可以过上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时，他却像容闳一般，走上了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对抗排华浪潮。他在美国四处演讲，写下“Chinese Must Stay”等多篇至今被收录在美国历史教材中的著名文章，希望能改变在美国铺天盖地的排华浪潮。然而西部华工一盘散沙，美国社会也不待见李恩富。他只能四处漂泊，居住过无数城市，为无数报纸打过工。最终客死香港。
回国的那些人中，大多数被李鸿章分配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岗位——发电报，挖煤矿，修铁路，驾驶军舰。1884年，回国三年后，一个叫黄季良的昔年留美幼童从福州马尾的“扬武”号上给在上海的父亲写了一封信：
今法人犯顺，已入马江……望父亲大人勿以男为念，惟兵事究不可测，男既受朝廷豢养之恩，自当勉尽致身之义，犹记父亲与男之信，嘱以移孝作忠，能为忠臣即是孝子等语。男亦知以身报国不可游移胆畏，但念二十五年罔极之恩未报，于万一有令人呜咽不忍言者，男日来无刻不思亲，想亲思男愈切也。
字字泣血。一个月后，中法海战爆发，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黄季良和他的三个同学（薛有福、杨兆楠、邝咏钟）阵亡于此役。东方人棒球队的照片上，前排右数第一人便是邝咏钟。这三个人，都是麻省理工的学生，均被提前召回国。这一年，本该是他们毕业的一年。
同样地，整整十年后，甲午海战爆发，又有三个昔年留美幼童阵亡。
冥冥中，似乎有个宿命在操纵着这些昔年留美幼童的人生。无论是耶鲁毕业，还是麻省理工的高材生，似乎终究难以逃脱悲剧的宿命。少数幸存者，如詹天佑、梁诚和唐绍仪（民国第一任总理），民国中后期也泯然众人，未能为中国放一异彩。1881年7月23日，留美幼童启程回国之际，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的最后几段，或许是对这代留美幼童命运最准确的预言：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政府认为这些学生，他们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它自然科学，对他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唯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这个政权如此的复杂神秘，以至于他大多数高贵的臣民根本不知道这个政权的准确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
那年李鸿章和倭仁唇枪舌战，举国之内却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西方的制度是因，而船坚炮利是果。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而为枳，只是把结果引到中国这片体制环境全然不同的土壤上，终究无法枝繁叶茂。又想船坚炮利，又想不改变自身腐朽的制度，注定了晚清这场救亡图存的改革只是水月镜花。舶来的美国梦，终究，是外来的。其实中国文化本自博大精深，权力制衡、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早见于唐宋时代。或许追本溯源，找到适合中国文化土壤的社会体制之根，才能结出繁荣富强之果。全盘西化是福是祸，尚未可知，或许真如纽约时报所言，会是一场“病毒式”的改革。第一代留美学生开启了“开眼看世界”的大门，却只执果为因，囿于科学技术的细枝末节，未能得窥西方文化制度土壤如何催生富强之果的全貌。时至今日，国门开放，更多留学生远渡重洋求学，或可不再重蹈覆辙，而是更深入地了解成熟社会的运作方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成为中国新发展道路上的他山之石。
发表于《社会观察》2013年11期